数字货币钱包(数字货币钱包里的钱怎么转出)

　　近年来数字货币钱包，数字货币热潮兴起，与之相关的一些底层技术，如区块链技术以及分布式记账方法，也显示出广阔应用前景。数字货币从理论走向现实，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安全性正在接受市场检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某些类数字货币在私人部门率先得到应用。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正在积极研究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设计和关键技术。作为中央银行，应基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促进金融创新、契合技术演进路径等因素综合考量，逐步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对私人部门类数字货币的有效监管。

　　▲图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

　　数字货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货币演进中包含很多有趣现象。最初的以物易物是一种完全去中心化安排。但由于这种情形下的供需双重耦合很难，交易效率极低，极大地限制了贸易开展，也无法进行价值统一衡量。在“市场”推动下，货币媒介随之出现，并从开始的实物货币逐步过渡到贵金属货币，再到金银货币，货币形态和价值越来越趋于稳定，媒介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实物货币、金银货币的发展经历了漫长历史，但因公信力问题，这类非中心化货币容易出现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现象。而随着国家法定货币的出现，人类才终于进入货币中心化时代。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另一个巨大跨越。为解决金银货币存在的天然损耗、携带不便等问题，国家凭借公权力和公信力发行纸币替代实物货币。纸币一开始也锚定黄金或白银，以维持币值稳定和公众信心。后来人们发现纸币可以脱离金银而存在，于是纯信用货币出现，这是更为典型的中心化货币。纸币自身价值与票面价值相脱离，不仅节约了发行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大大促进贸易发展，货币政策操作亦自此成为可能。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建立在互联网和数字加密技术基础之上的数字货币水到渠成。数字货币与纸币一样，本质上都属于纯信用货币，但数字货币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行成本，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以更高效率加以应用。从现有的一些类数字货币看，其背后都运行着去中心化机制，主要通过分布式记账方法建立信任体系。但这些类数字货币依然存在着与历史上私人货币一样的根本性缺陷：价值不稳，公信力不强，可接受范围有限，容易产生较大负外部性。因此，由中央银行推动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势在必然。央行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可以最大范围实现线上与线下同步应用，最大限度提升交易便利性和安全性。

　　法定数字货币的形态和运行框架

　　法定数字货币必然受到现有支付体系、信息技术的影响，但也需要与现有支付体系适当区分，以专注于自身服务领域，发挥其替代传统货币的功能。从理论上说，支付体系主要处理的是广义货币中的活期存款部分（M1-M0），而数字货币则主要属于现金（M0）范畴。任何一种货币都需有具体形态和携带方式，实物货币、金银货币或纸币如此，数字货币也不例外。数字货币的具体形态可以是一个来源于实体账户的数字，也可以是记于名下的一串由特定密码学与共识算法验证的数字。这些数字货币可以体现或携带于数字钱包中，而数字钱包又可以应用于移动终端、PC终端或卡基上。如果只是普通数字配上数字钱包，还只是电子货币数字货币钱包；如果是加密数字存储于数字钱包并运行在特定数字货币网络中，这才是纯数字货币。电子货币的优点是形式简单，在现有支付体系下稍作变动即可完成；缺点是对账户体系依赖较大，防篡改能力较弱，KYC（了解客户，Know Your Customer）与AML（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成本较高。纯数字货币的优点是可以借鉴吸收当今各种类数字货币的先进技术，以更难篡改、更易线上和线下操作、可视性更强、渠道更为广泛的方式运行；缺点是需要构建一套全新生态系统，技术要求更高，体系运行维护难度较大。以上两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可以择优使用以满足不同需求。

　　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第一种也是目前一些类数字货币的常用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央行直接面对全社会提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维护服务。第二种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原因很简单：一是更容易在现有货币运行框架下让法定数字货币逐步取代纸币，而不颠覆现有货币发行流通体系；二是可以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共同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适当分散风险，加快服务创新，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技术关键和竞争优势

　　法定数字货币的安全运行必须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主要包括数字货币整体架构，以及由协议、数据格式、数字签名机制、数字钱包等要素共同构建的数字账本技术。

　　从当前行业发展情况看，私人部门推出的各种类数字货币主要运用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技术，通过竞争性记账、公私钥签名验证的方法来保证体系运行的安全性。法定数字货币不同于私人部门类数字货币：后者去中心化；而前者必须中心化或部分中心化，以保证效率和安全。这一特点决定了法定数字货币必须在借鉴吸收私人部门类数字货币技术基础上进行持续创新和改造。例如，变扁平网络为层级架构，变公有链为联盟链，变竞争性记账为合作性记账，并让一些关键节点参与到记账体系中来。

　　法定数字货币赖以运行的另一大技术支柱是密码算法。从私人部门类数字货币运行情况看，正是基于严密的密码算法，使用私钥签名才能对账户进行操作，由此保护用户交易安全。但遗憾的是，由于私人类数字货币的匿名特点，我们经常会看到因私钥泄露导致货币资产被盗却难以追偿的情况发生。法定数字货币必须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既要通过密码学算法保证数字货币用户安全，又要通过技术手段建立可控匿名机制，实现一定条件下的可追溯，以进一步增强法定数字货币安全性。

　　法定数字货币必须接受公众和市场检验，只有被公众和市场接受的法定数字货币才有生命力，也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货币的替代。因此，法定数字货币从研发之日起就必须高度关注自身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包括市场公信力、支付便捷性、体系安全性、操作灵活性、应用场景多元化、系统高效性等。虽然法定数字货币天然具有法偿地位，在具备流通环境的条件下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拒收。但如何科学决定并调控数字货币发行量以确保币值稳定，应成为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最重要的考量，也会日益成为不同货币当局在网络世界展开数字货币竞争的关键。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法定数字货币会对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尤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更为深远。目前对这些影响还无法进行准确评估，但逻辑上可能出现几个结果：第一，货币结构发生变化，货币乘数增大；第二，实物货币需求持续下降，金融资产相互转换速度加快；第三，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更为扎实，有利于更好地计算货币总量、分析货币结构；第四，降低KYC与AML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第五，提供高效的共享金融环境，驱动金融创新。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还可能带来另一个重要变化，即更易引发金融脱媒，影响货币创造。由于数字货币使存款（M2-M0）向现金（M0）的转化变得十分便捷，金融恐慌和金融风险一旦产生也会加速传染，加剧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破坏性。鉴于此，特定条件下必须设置适当机制加以限制。

　　当然，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实际影响只有在其已经作为货币发行流通后才能真正为人们所知。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积极稳妥进行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以保证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最大化、负面冲击最小化。

　　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引向深入

　　在***行长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高度关注数字货币发展，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从2014年起就组织专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并于2015年初进一步充实力量，对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框架、数字货币关键技术、数字货币发行流通环境、数字货币面临的法律问题、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类数字货币的关系、国外数字货币的发行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研发工作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内容包括加强内外部交流与合作、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体系、加快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建、深入研究并尝试应用法定数字货币涉及的各类信息技术等。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将本着科学、严谨、开放的态度，积极探索、审慎实践，不排斥任何安全有效的新技术、新方法，也期待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推动中国法定数字货币早日成为现实，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来源 | 《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

　　作者 | 范一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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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如何监管数字货币

　　作者：温信祥,陈曦

　　上个世纪80年代密码学家David Chaum首次提出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的概念;90年代，Chaum创建了最早的数字货币之一Digicash，Digicash可保证交易匿名;而2009年问世的比特币(BTC)则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实现了之前密码学家们设想的一系列性质——匿名性、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5年11月有关数字货币的报告，数字货币是一种数字形式的资产，具有一定的货币特征。数字货币可以用法定货币计价，由发行人发行并负责赎回。根据欧央行的定义，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是非央行、信用机构、电子货币机构发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货币替代物价值的数字表现。在欧央行2012年的报告里，“虚拟货币”被定义为一种数字货币。在中国，2013年12月5日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了比特币为“网络虚拟商品”，而不是货币。

　　数字货币魅影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科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基于区块链的比特币，为金融科技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应用支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追捧。在比特币总量有限、产出趋缓、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人逐利天性等因素的驱动下，比特币的价格一再被推高，短短八年暴涨了500多万倍。截至2017年6月10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总市值里程碑式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亚洲投资者为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价格的疯涨作出了巨大“贡献”。过去一年新增的数千万比特币钱包平台注册用户，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和日本。2016年中国比特币交易量占据全球交易量的93%;2017年由于日本金融厅承认比特币，日本超越美国成为比特币交易量最大的国家，占比达40%;韩国以太币交易额超过了比特币交易额，以太币韩元交易量超过全球以太币总交易量的30%。

　　大量资金不断涌入数字货币市场，与之相关的ICO项目市场持续火爆。ICO(Initial Coin Offering)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首次公开募币，是创业公司绕过需要严格规范的风投资本或银行，为新的数字加密代币项目募集资金的过程。在ICO活动中，一部分代币被出售给项目的早期支持者，以换取法定货币或其数字货币钱包他数字货币，通常是比特币。ICO项目参与门槛较低，缺乏监管，为初创企业提供了一种快速的融资方式;投资者对项目涉及的数字货币抱有未来升值的预期。

　　ICO市场喷薄而发。募币金额上，2017年全球ICO总融资额超过了初创企业通过传统风**司获得的资金。在中国，据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发布的数据，2017上半年国内共有43家相关平台提供ICO服务，累计融资26.16亿元，参与人次累计10.5万人。募币速度上，ICO项目也享受着野蛮生长带来的“红利”。2017年6月，web浏览器创业公司Brave的BAT项目，其代币ICO在数十秒内便筹集到了3500万美元。而后，甚至相对不知名的项目Bancor，在数小时内也融到了价值1.53亿美元的以太币，创下了ICO的新纪录。

　　数字货币乱象

　　数字货币不断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对不法分子也颇具吸引力。目前流行的数字货币非央行发行，理论上不受政府干预;其匿名性使它具有像现金一样隐藏交易的能力，这使得数字货币可以逃避监管政策。

　　犯罪分子将数字货币用于各种违法犯罪中。根据英国财政部2015年的一份风险评估报告，犯罪分子利用数字货币，多数是在进行线上市场的传统犯罪交易。数字货币交易所很容易成为洗钱、恐怖主义等的犯罪平台。2017年7月28日，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商人Alexander Vinnik提起控诉，罪名包括洗钱和使用BTC-e交易所的比特币交易进行违法犯罪活动。BTC-e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最早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之一，涉嫌利用比特币为犯罪组织洗钱40多亿美元。

　　普通投资者投资数字货币一般会面临两类风险：一是数字货币本身的投机风险;二是不受监管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带来的风险。如果投资者购买的某数字货币在技术上并不具备数字货币特征，仅仅是挂数字货币之名的非法集资，那么风险就更大了。

　　数字货币具有投机风险。投资数字货币，更像是一种投机行为。由于缺乏实际兑换价值，且自身价值不以“货币锚”为基准，容易受到监管政策变化的影响，数字货币价格易发生巨幅震荡，普通投资者盲目跟风容易遭受重大损失。

　　数字货币交易所缺乏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当出现非法经营、经营者携款潜逃时，投资者损失惨重。2013年，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GBL以遭黑客攻击为由突然“跑路”，用户直接损失超过2000万元。另外，交易平台的自身安全性存疑，网络安全防范不到位，容易受到黑客攻击，致使存储的数字资产被盗。2016年，香港比特币交易所Bitfinex近12万枚比特币遭窃，价值约7200万美元，最终解决方案是让用户平摊36%的损失。2017年，韩国最大比特币交易所Bithumb遭入侵，用户损失数十亿韩元，预计约有100名受害者将对Bithumb提起集体诉讼。由于法律缺乏和监管规定不明，即使损害被证明，交易平台对遗失的资金也难以判定法律责任并赔付。

　　近年来，匿名的数字货币成为勒索攻击的最新犯罪工具。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勒索病毒的泛滥。网络安全公司Malwarebytes数据显示，勒索案件在网络攻击事件中的比例由2015年的17%上升到2016年的61%，其中2016年比特币勒索在黑客攻击模式中比例上升近50%。勒索病毒的传播给全球互联网造成了巨大破坏。2017年5月12日，全球爆发的勒索病毒“WanaCrypt0r 2.0”使至少99个国家的7.5万台计算机被感染。黑客索要比特币赎金，否则将删除所有资料。比特币勒索的危害不仅表现在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上，还因勒索攻击造成医疗卫生、教育、金融等行业公共服务中断，危害公众利益，甚至危及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

　　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持续热炒，让国内外不法分子抓住人们欲快速致富的心理，利用数字货币概念，炮制传销骗局。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发布的《关于冒用人民银行名义发行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示》，引起了人们对数字货币传销及诈骗的重视。数字货币传销用“新概念”炒作，通过重奖拉人头，层层发展下线，打着创新的幌子，不改传销的本质;通过模仿比特币构建平台系统，操纵山寨币的产生及交易行情，吸引投资人购买，等时机成熟，再大量抛售;投资者损失惨重。而原始的比特币由去中心化的“挖矿”产生，不受任何人操纵。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的《互联网传销识别指南》(2017年版)，已对26种数字货币非法传销项目进行了曝光，其中，维卡币已经被证实是一个全球性的传销骗局，在德国、印度，维卡币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全球多个国家均已对维卡币的传销行动发出警告。

　　ICO热度暴增，投资者范围不断扩大，过度炒作、哄抬价格、诈骗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为缺乏对区块链技术的认知以及ICO项目技术门槛较高，所以即使投资者拥有全套项目的***和开源代码也很难预判项目真实的运营情况和盈利前景;很多ICO项目的KYC(认识数字货币钱包你的客户)和AML(反洗钱)标准的合规性并不严格，项目开发者是匿名的，资金没有托管钱包，无法防止恶意的项目开发者卷走资金;这些ICO项目处于监管灰色地带，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容易成为ICO圈钱的受害者。

　　国际监管对策

　　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央行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纳入本国的监管体系中，但监管进度和态度各不相同。美国、新加坡、日本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对比特币态度友好，认可其积极意义，正着手或已经制定监管法案来规范比特币行业的发展。出于降低洗钱风险和保护金融科技创新的考虑，俄罗斯、泰国由完全禁止比特币的使用转变为放松比特币监管。

　　各国监管机构以数字货币初创公司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为主要监管对象，以反洗钱、保护投资者正当权益为主要目标，主要监管形式有四种。一是以传统的货币转移法为依据，出台专门针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法案。如纽约州发布的《数字货币监管法案》、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虚拟货币商业统一监管法》、日本实施的《虚拟货币法案》。二是出台法律解释，将虚拟货币纳入传统的法案。如2017年欧盟议会(EP)发布第四版《反洗钱法》修改草案，将数字货币领域的反洗钱管控纳入其中。2017年佛蒙特州通过新法案，对虚拟货币进行了定义，更新了该州的货币交易规则，并补充到该州的货币转移服务法中。三是利用监管科技，解决数字货币领域的监管问题。如2017年欧盟投入500万欧元支持数字资产监控项目“Tool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actions in Underground Markets”，旨在为调查或减少与数字货币和地下市场交易相关的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四是单独出台监管规则、文件等。如2013年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禁止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开展比特币业务，仅将比特币作为特定商品对待。

　　监管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对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进行归类，确立其法律地位。数字货币性质的认定一直是法律监管的核心问题。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合法地位进行了认定。不同的监管机构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不同。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MRC)把比特币定义为私人财产;美国国税局(IRS)将比特币归类为应纳税资产;在日本，比特币被定义为一种新型支付方式;澳大利亚则“允许数字货币被视为符合消费税的货币”。

　　二是监管ICO，保护投资者权益。ICO的监管进度与ICO的发展程度并不匹配。美国、新加坡在ICO监管中先后判定ICO代币属于有价证券范畴，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在瑞士，数字货币公司不需要任何特定许可证书或审批。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在2017年4月的论文中，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进行了讨论。中国等国家密切关注ICO监管问题，有关人员呼吁对ICO的监管应该被提上日程，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法案推出。

　　三是采用许可证制度，对数字货币初创公司的合法资格进行监管。纽约州金融服务局(NYDFS)于2015年6月发布了“BitLicense监管框架”，这使得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正式推出定制比特币和数字货币监管的州，为美国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监管虚拟货币树立了标杆。随后，美国华盛顿州、日本等也推出了类似的许可证制度，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些许可证制度，以在比特币等数字货币领域运营业务的公司为监管对象，包含各种合规政策，如必须符合KYC和AML监管规定等。

　　四是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和私人用户纳入反洗钱法规，防止洗钱活动。绝大多数交易，比如数字货币和法币的兑换，是通过交易平台来完成的，而且对平台的监管难度小于对私人用户的监管，因此多数政府将交易平台作为反洗钱监管的重点。为提升监管效率，美国、日本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支付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作为反洗钱监管重点。针对数字货币私人用户的反洗钱措施，主要集中在解决数字货币的匿名性，欧盟第四版《反洗钱法》修改草案通过数字货币用户实名化来监督数字货币的使用。

　　五是减免比特币交易税或制定监管豁免特权，放松对数字货币行业监管。为了鼓励金融创新，部分政府放松了对比特币等的监管。澳大利亚废除了比特币商品与服务税;欧盟对数字货币交易免征增值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对数字货币部分商家制定了监管豁免的特权。

　　监管建议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新事物，其监管既要有助于创业创新，又要把握监管时机和监管程度;既要注重防范风险，又要建立合法合规、创新友好的监管环境。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我们给出对数字货币监管的一些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数字货币监管框架。首先，监管态度选择上，把握金融监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对数字货币进行适度监管。其次，监管主体上，明确数字货币监管部门及职能; 监管客体上，明确数字货币市场上的不同角色，如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数字货币创业公司和投资者等。最后，监管方式上，根据数字货币的发展变化，选择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比如确立数字货币行业标准，从源头上降低行业风险隐患;修改《反洗钱法》，将数字货币纳入反洗钱监管范畴。

　　二是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采用许可证制度，保护投资者权益，防止欺诈、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对交易平台的监管采用许可证制度;对备案管理、许可准入、反洗钱职责和流程、用户实名、大额交易限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在比特币交易与银行机构、支付机构间建立必要的风险防护屏障。

　　三是对数字货币初创企业引入“监管沙盒”，既保护投资者权益又支持金融创新。结合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在数字货币产业引入“监管沙盒”，需考虑数字货币“监管沙盒”的预期目标和主体，即由哪类监管机构负责;根据被监管机构的创新风险、风险控制力、投资者权益保障等，选择“监管沙盒”的具体模式;构建数字货币“监管沙盒”的具体制度，如数字货币初创企业的准入制度、进驻期限、运行责任、“沙盒”内数字货币用户及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等。

　　四是做好对ICO的监管，重点保护投资者权益。明确ICO这种新型融资方式的法律规制，发布对参与ICO项目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规范性指引、政策性建议和强制性法规，对发行人施行持续性信息披露和反欺诈责任条款，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基础性法律规范。对于ICO，也可引入“监管沙盒”，解决ICO监管相对滞后的问题。同时，加大数字货币、区块链等相关知识的普及，使投资者了解ICO产业及投资风险，理性对待ICO项目的融资需求，减少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和投机行为。

　　五是多种措施防范数字货币传销、诈骗。对借数字货币之名从事传销的行为，建议修订或加强禁止传销条例的司法解释;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进一步规范，明确其对交易货币是否承担监督义务;建立向社会公众发布数字货币交易潜在风险提示的常态化机制及数字货币投诉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

　　六是发展监管科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技术，对反洗钱、数字货币交易平台、ICO等进行合规性监管，提升监管效率。

　　七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数字货币去中心化的特点要求各国监管机构协同监管。成员国之间应制定原则性监管法规，建立统一的数字货币国际**解决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交流，共同打击数字货币跨国犯罪活动。

　　来源 | 《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温信祥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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